而且这种有意在宰执班子之中放入不同政见的流派与人物的做法，也使得有宋一朝自太宗年间之后，朝堂之上的文人士子之间逐渐拉帮结派，勾连朋党，非但使得新党旧党之争一度成为大宋朝堂之上国政大事争议的主轴，延至后期，更是使得朝堂文官集团之间的争论，由原先各自政见不同的理性争辩，转换为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便如当日里女真人已然兵临城下，汴京神器风雨飘摇之际，勾龙如渊的座师，一代洛学大家，时任国子祭酒的杨时却是首以诚意进言，要求先行批判王安石，去除朝堂之上以新学相标榜的蔡京一党，除去新学在朝堂之上的影响，如此方可谈抵御外侮，虽说这等迂阔之论，哪怕在当时也自是舆论大嘲，被传为一时笑谈，然则由此也可见大宋皇室所奉行的异论相扰之国策，经过百余年来的沉淀，在文人士子之中早已经成为一种难以动摇的心理惯性，甚至直到女真人攻破了汴京，宋室南迁之初，这种朝堂之上的两党之争，也还是一直未曾停歇。

    然而这种大宋皇朝一直以来所奉行的异论相扰，平衡中御之策，却也使得大宋皇朝的宰相权力一直以来都被控制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之内，哪怕是当日里宋室南迁之前，徽宗朝时曾六度拜相的蔡京，在当时也被目为一代权相，势倾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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