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即可符合史藉之中上古之治“和而不同”之说，使得各种不同的治国之见，都可以在朝堂之上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从而使得庙堂之上的一干宰执在对于国家大事做出的每一项决策，在真正确定之前，就已经经过了正反两方面的充分的辩论，庶可使得国之大政可符合中庸之道，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偏差，同时另一方面大宋皇朝的天子官家也可借着朝堂之上始终不绝的这种异论相扰之策，施展他平衡中御的手段，无论是任何一个时候，他都拥有着使用自己手上的君权，来结合朝堂之中任何一方的势力，罢黜任何一名宰相的力量。

    这种异论相扰，集体决策之法，固然使得大宋皇朝在应对一些勿需紧急决定的事件之时未免有些失之拖沓迟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大宋军威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

    毕竟大宋皇朝一向以来奉行将从中御之策，长久以来都是以后方制订阵图而令前方将领依样画葫芦的办法来指挥军队，而自真宗年间开始，这等指挥的权力更是移到了文官集团，移到了宰执班子的手上，而前线军务急如星火，瞬息万变，这一群政见歧异，对于兵事又多半是极为陌生的儒生们往往却又因为一个细节而争吵上大半天，以如此方式御兵，其成效结果实在是不问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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