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心下承认的，而王安石变法的本意也是出于一番好意，他是从这大宋数十年来的商业繁盛之中看到了商业运作这种不属于传统的巨大力量之中所蕴含的价值，是以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条富国强兵之道，通过变革使得大宋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只可惜要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这种管理模式，至少还差距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理论积累与基础准备，再加上这位王安石王荆公那出了名的拗相公的脾气，终归使得这次变法无论是在朝野上下，都未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反倒是加速了大宋朝堂的分裂，从而造成大宋朝堂自此之后，陷入于激烈党争的恶斗之中。

    早期新旧之争不过是因为各自坚持着不同理念的大宋臣僚本着为大宋长治久安负责的态度，而朝廷的争论，当日无论是新党的王安石抑或是旧党领头人的司马光，还是偏向旧党但立场较趋于持中而论的苏轼兄弟，终归还都是真正的正人君子，无论相互之间在理念上在朝堂上争执到何等不共戴天的地步，但对于对手的理念与为人，都还是有种自己的判断，还可以说是其争也君子。而在神宗朝之后，随着那一代朝堂元老们的逝去，新党旧党之争逐渐被别有用心的小心所利用，渐渐成为了纯粹勾心斗角的权谋意气，大宋朝堂也就被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内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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