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以治天下，武人治政并不是没有成功的例子，然则细数下来，却总还是武人乱政比之武人善治的机率要来得大得多。

    当年赵匡胤之所以杯酒释兵权，定下了以文驭武的制度，开有宋一代百年来文治之风，其本意只是将原本殊途的文武分流分治，以文人士子主政，以武将主兵，武官不入中枢，文官不及军务，各展其能，各施其政，其地位原无高下之分。事实上在宋室开国之初，如石亨信等开国武人，虽说被收了兵权，但其地位之高，封赐之厚，也还都是那些个科举进身的文人士子们所难以企及的。

    只是及至太宗皇帝赵光义之际，因其皇帝之位自斧声烛影中来，虽说此后有赵普的证言，泡制出所谓金籄之盟，然则在赵光义心中，那得位不正的疑虑却是由始至终，都自是挥之不去，是以在这位太宗皇帝赵光义一朝，对于军队这一能够保证其皇帝宝座的最根本的力量的控制，几乎是加强到了可以说是不近情理的地步，频繁调动以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也就罢了，甚至于就在将军率兵在外面面对着异族作战的时候，还要讲究将从中御，强调必须由这位太宗皇帝赵光义在深宫之中遥控指挥，从行军速度到列队阵型，甚至于直至每一员军士的站位，都要依据赵光义在深宫之中盲人摸象所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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