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朱维铮将明朝中期称为中国的中世纪。)。

    恰好此时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明，西学在国内传播可谓迎合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封建士夫中的开明人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和西方传教士一起翻译西书，促成了中国翻译高潮。

    其次，到了明朝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的撰写，提倡实验与切身实践，人们的科学方法开始变化。

    而且，需要说明，当时担任翻译任务的外国传教士都有很深的科学造诣。

    他们为了完成自己的圣命，往往采取“调适与会通”(沈定平)策略，归化中国知识分子，寻求与中国士大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合作，翻译中国急需的科技书籍，达到其传教目的。

    “教士之门中国也，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

    后来逐渐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翻译队伍，他们以开启民智，倡导民权，振兴中华，驱逐外夷为已任。

    这个阶段的翻译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明朝以前的翻译活动;(2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