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权力配置是否与职能相称;权能的运行是否有相宜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

    从50年代起，我国就开始实行“权力下放”的调整，至1978年前已有两次大规模“权力下放”的调整，但由于都只注意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权限，没有注意到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行政性分权因素较多，同时放权幅度过大，速度过快，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不能马上适应，权能失衡，因而造成了各地生产建设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散主义、山头主义。

    于是，中央又把下放的权力回收，行政性分权变成了行政性集权。

    到1978年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到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央和地方关系调整的外部环境上迈出了一大步。

    它涉及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传统体制的弊端不在于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大小，而在于不承认企业的经济法人地位及利益导向，经济活动缺乏市场调节”。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改革过程中，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改善和提高，但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权能失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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