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共产党则可春风又生，可谓是各得所利。
    这一切实际都是寄托在了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全力支持之上。
    但其中关键就是不论中共、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谁都没料到莫斯科竟在其后几天突然措辞强硬的公开谴责了西安事变，斯大林并亲自起草了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指示，要求中共要和平解决事变，并把“反蒋抗日”的纲领调整为“联蒋抗日”。
    于是在仓促之间紧急调整对策之后，三方的步调才逐渐统一到了在达成一定协议的基础上释放蒋介石这个总的方向上来。
    斯大林的决定显然是从维护苏联安全利益的目的出发，权衡了中国和世界形势之后做出的，不管其动机如何，但确实是解决西安事变最好的一个出路。
    谢昌云觉得应该到了促进中共用更广阔的视野，在重大问题上独立的分析判断形势、制定政策的时候了。这不仅对现在还是对将来，对中共还是对自己，都有着极大的益处。
    思路一开，谢昌云就奋笔疾书了起来。
    当晚八点整，广东特使团的消息发布会在小西院中院的会议室准时召开。
    经何欣怡以及《申报》住西安记者和广东记者们的联络串通，来自外埠和西安本地媒体的二十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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