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汉帝国虽然是以反对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为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严酷的手法，也能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避免道义的谴责。但是等这种谴责终于不可避免时，帝国已经掌握了控制与镇压的手段，这种隐蔽的政治套路发生的十分隐蔽，却为新帝国提供了生存之本。

    不过儒生们此时也开了窍，在秦帝国时异常顽固、反对新制度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汉代成了新制度的狂热辩护者，他们提出的“大一统”“天人合一”等名词远远超出了秦帝国时正统法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思想并不决定位置，而是位置决定思想。他们的参与弥补了赤裸裸的法家国家的道德困境，使得任何政治斗争的变迁都获得了合理化的解释，并以此对君主的权威进行限制，在这些情况下，儒家实际上异化成吏治国家的儒家。

    入唐后，儒家开始得到了重视，但也是有历史的现实性。事实上三教在唐代都是获得极大发展，佛教重禅宗，道教重玄学，儒家重立经学以及心性学雏形，它们的发展其实依然是魏晋玄学讨论的延续。儒家主张礼乐文明并不违背人的自然天性，因此要文明。

    道家主张与此相对；两派讨论至五胡乱华，两派都失去讨论的社会基础，此时佛教空论破有破无，两者皆空，趁势而入；破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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