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精神，却是尽数沿袭了下来，每年都是先根据前面数个年度之税赋收入与支出情况，再制订出出今年应收税赋总额，再将此根据各种标准分配给各地州县，这原本也不失为一个使得账目管理明晰的好办法，只是在勾龙如渊所翻阅的诸般典藉之中，却往往发现朝中制订税赋标准之际，都自是以前几年度之支出量宽而订，每年税赋不断增加，更时常有些旁出之举，如靖康之变前徽宗皇帝那令得大宋天怒人怨的“花石纲”之流，劳民伤财，糜费良多，虽说看起来大宋每年税赋确是超迈汉唐，但这毕竟只是根据朝中官员制订的税赋总额所征收上来的东西，与隋唐之际那等直接反映田亩人丁增减的税赋之数，还是颇有不同，文人士子间历来所认为的的那大宋之富，独步古今，在勾龙如渊看来，恐怕个中还是不乏可以细加推敲之处。

    只是勾龙如渊心知自己对于这些事情终归只是一知半解，而且这些想头不外是自己闭门造车所得出来的些许看法，终归缺乏真正的依据，要真是碰到一个内行人，只怕随口扯出些账目明细，就足以把自己唬得一愣一愣的，更不用说眼前正对着的，就是大宋第一内行的秦桧，他当然也自是不愿意去班门弄斧。

    “商贾不外尽皆逐利之徒，细枝末节处不妨物尽其用，却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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