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为征讨之备”。类似之例，不胜枚举。

    由于后唐以来中原王朝与契丹的长期对峙和五代时期中央集权的强化。

    五代时期不仅出现了这种军兴则置、事平则罢的随军转运使，而且还在各地区先后出现了常设的地区性的转运使之职。

    例如，在河北，早在后唐建立之初，就出现了北面水陆转运使一职。

    时后唐与契丹关系紧张，庄宗以重臣枢密使郭崇韬兼河北重镇镇州节度使，以任圜为成德军节度“行军司马，充北面水陆转运使，仍知府事”。

    其后，从唐至周，有马绍宏、刘审交、李嗣源、娄继英、乌震、范延光、刘处让、李谷、王赞等人相继担任此职。

    出于同样的原因，河东也驻有大量的禁军。

    在《通鉴》清泰二年(935年)六月条言，“时契丹屡寇北边，禁军多在幽、并，敬瑭与赵德钧求益兵运粮，朝夕相继”。就反映了这一史实。

    这样西北面计度使也产生了。

    刘处让“应顺初(924年)，授忻州刺史、检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计度使”，以备北寇。

    计度使即转运使，两者职能是一样的，宋初往往合称水陆计度转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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